历史论述题答题技巧专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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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述题答题技巧专题训练

中国古代史部分

一(分封制)

司马炎(晋武帝)代魏后，认为曹魏失权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宗室拱卫中央皇室。鉴于宗族无力勤王的史实，在尚未统一全国时，就进行分封诸王，封27个同姓王，以郡建国。

西周、东周、汉朝，都曾经分封诸王，受封诸王获得土地和人口，作为交换，他们也有保卫王畿、保护国君、交纳贡赋等义务。但是，由于各诸侯王在封地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而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王国势力逐步壮大，直接或间接威胁国君的安全，酿成诸王争霸，征战不断。国君势力衰微，甚至大权旁落，最终导致国家分裂，人民也陷于混战之中，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分封制也是会威胁中央集权统治的。

——摘编自义务 教育 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

(1)材料中“分封诸王”的制度名称是什么?

(2)阅读以上材料，从“分封诸王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提炼一个观点，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加以论述。

参考答案：(1)分封制。

(2)观点：分封制巩固了统治。

论述：为稳定周初的政治形势，巩固疆土，周王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和功劳大小，将宗亲和功臣等分封到各地，保证周王朝对地方的控制，稳定了政局，扩大了统治范围。

观点：分封制威胁中央集权统治。

论述：西周分封诸侯，造成日后周天子面临诸侯割据混战局面束手无策，严重威胁中央集权统治;西晋初年，晋武帝认为曹魏削弱所封诸王的势力，导致孤立而亡，于是大封同姓诸王。后来到晋惠帝时，手握重兵的八个封王为了争夺中央政权，先后起兵，相互混战，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历时16年，严重削弱了西晋中央政权的势力，西晋从此衰落。

二(商鞅变法)

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战国策·秦策》

观点：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富裕强大。

论述：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通过奖励军功生产、承认土地私有、统一度量衡等 措施 ，使得秦国国力大增，为以后兼并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论：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强大起来，说明变法是富国强兵之道。

三(秦始皇)

秦王朝开创的华夏族大一统的国家伟业到了汉武帝时代，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精神空间的整合与凝聚，正是这个伟大的充满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承载着中华文明古往今来的生生不息，20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历尽沧桑，也曾战乱分裂，但是不管危机多么深重，由秦汉帝国开创的这一民族共同体问题能够重新走上统一、安定的大道，重现蓬勃生机。

——摘自《中华文明》解说词

(1)秦朝的建立者是谁?

(2)阅读以上材料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加以论述。(6分，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参考答案：(1)秦始皇。

(2)观点1：由秦汉帝国开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重新走上统一、安定的大道，重现蓬勃生机。

论述：秦王嬴政统一全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各民族团结一致。汉武帝在位时，实现了经济、政治、 文化 等方面的大一统局面。此后，中国历史虽然经历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分裂割据时期，但最终会重新新走上统一、安定的大道，重现蓬勃生机。例如：隋朝重新统一南北，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开创了隋唐300多年大一统的局面;元朝于1279年重新统一全国，结束了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分裂割据的局面，开创了元、明、清600多年大一统局面;民国时期，我国虽然经历过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但最终还是实现了国家统一。

观点2：秦始皇的统治奠定了中国古代大一统制度的基础。

论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御使大夫，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秦始皇还通过统一全国的度量衡、车轨和货币以及文字，修筑贯穿全国的驰道，加强中央集权，推动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秦始皇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措施，奠定了我国古代大一统制度的基础。

四(汉武帝)

汉武帝在位54年，是中国古代统治年代比较长的帝王。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汉武帝表现出雄才大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在他统治期间，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观点：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论述：汉武帝继位后，颁布“推恩令”、实行监察制度、北击匈奴、通使西域、统一思想，从而实现了西汉王朝的大一统，西汉王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尤其是其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不仅成为西汉王朝的正统思想，而且成为延续两千多年的汉文化的主流形态。

结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使得西汉王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五(丝绸之路)

公元前1世纪的某一天，古罗马的执政官凯撒大帝穿着灿若朝霞的丝织长袍进入剧场，在场的百官以及贵夫人们惊叹声此起彼伏，觉得凯撒大帝简直帅呆了。后来才知道，凯撒穿的天衣是用中国丝绸缝制的，于是穿中国锦衣绣服，成为当时男女贵族的流行时尚。

观点：丝绸之路架通了中西交往的桥梁。

论述：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织品等相继西传，西方的毛皮、汗血马、石榴、葡萄等瓜果以及佛教、 魔术 、音乐、舞蹈、雕塑等也纷纷东来。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连接起来，成为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交流之路。

结论：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架通了中西交流的桥梁。

观点：丝绸之路促进了民族交融。

论述：丝绸之路开通后，促进了我国西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密切了汉族与沿途的回族、维吾尔族、藏族、土族、满族等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交融。

六(玄奘西行与鉴真东渡)

材料：玄奘(602-664)，为寻求准确的佛经文本，西行“求法”，历经艰辛，十余年中，行程数万里，游历百余国。回国后，他译出佛经1300多卷，精炼而准确。

鉴真(688-763)，深明佛学，50余岁时，受日本邀请，发愿东渡。他排除千难万险，历时12年，经6次努力，最终到达日本。鉴真东渡，对日本的佛学、建筑、雕塑、医药、艺术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1)由玄奘口授而成，记录他亲历的书籍名称是什么?

(2)从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其他相关史实，加以论述。

参考答案：(1)《大唐西域记》。

(2) 观点1：坚韧不拔的精神是成功的基础。

论述：材料中的玄奘和鉴真都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这是他们能够成功到达目的地，实现人生理想的基础。西汉的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途中遭遇匈奴的扣押，但他同样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因此，他历经十年，终于不辱使命，到达西域，最后回到长安，从而，开通了连接欧亚大陆的陆上通道——陆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观点2：唐朝的对外交流具有主动性、双向性。

论述：唐朝的对外交流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唐朝与亚非地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唐朝的经济文化对日本、天竺等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各国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唐朝也在经济文化交流中，成为一个开放的国家，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对之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进一步促进自身经济文化发展，使唐朝更加强大。

七(科举制)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才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 方法 ，改善了用人制度。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 文章 ，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笼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清朝科举制终于消亡。

从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制度须不断生长，又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选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中国科举制诞生的标志是什么?

(2)请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科举制的看法。(谈其中一方面即可)

参考答案：(1)605年，隋炀帝设进士科。

(2) 观点1：隋唐科举制是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用人制度。

论述：隋唐科举制不问门第高低，出身低微的读书人可以凭才学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合格，方可做官，以致唐朝初年出现了许多科举出身的名相房玄龄、孔颖达等，因此，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才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观点2：科举制是封建统治者笼络、控制读书人的方法。

隋唐统治者创立科举制的目的是录用更多有才学的读书人为中央所用，打破贵族世袭的局面，从而笼络了许多有才学的读书人。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采用八股取士，考试范围仅限于四书五经，规定考生只能按指定观点作答，并且文体分为八个部分，不能有自己的观点，造成读书人为中试，成天攻读四书五经，钻研八股，而不讲究实际学问，考中做官后，只能成为皇帝的忠实奴仆。因此说科举制是封建统治者笼络、控制读书人的方法。

观点3：明清科举制僵化了。

论述：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陷入僵化，变成只要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即考生必须按按指定观点作答，并且文体分为八个部分，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大部分读书人为应考，成天攻读四书五经，钻研八股，而不讲究实际学问，考中做官后，只能成为皇帝的忠实奴仆，从而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

观点4：制度必须与时俱进。

论述：科举制创立初，考试内容较多，而且形式多样，考生可以有自己的观点，确实使中央政府笼络了许多人才，造就了许多科举出身的贤相。但到了明清时期，采取八股取士，其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观点由朝廷指定，并且文体统一，考生不能自由作答，造成科举制度日益僵化，到了清末，科举制度因为其不能适应对近代人才的需求而被废除，因此说，制度必须与时俱进，才会具有活力，不断完善和发展。

八(古代建筑与 传统文化 )

①隋朝大运河，赵州桥

气势磅礴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贯穿五大水系，跨长2000多千米，比苏伊士运河长10倍，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也成为沟通亚洲内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2014年6月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百尺高虹横水面，一弯新月出云雾”;桥身两侧的栏杆、栏板还有 雕刻 有石狮和龙形等花纹，十分生动精美----“石狮不语观天下，游龙巡水界疆域”。赵州桥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它的设计开创了世界平拱桥建筑的先河，把人类造桥技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观点：大运河 赵州桥是惊世之作。

论述：隋朝的大运河，在已有的天然水道和人工运河的基础上，贯穿五大水系，跨长2000多千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赵州桥是，是世界上保存完好、最古老的一座单孔大桥，它开创了世界平拱桥建筑的先河，把人类造桥技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世界建桥史上的一个奇迹”。

结论：大运河与赵州桥是古代文化成就的结晶，体现出了我国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力。

②(长城和故宫)

中国建筑具有悠久得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以长城和故宫为例……明长城无论规模、质量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工程坚固，形制结构更趋合理。不但在重略要地加修双城乃至多道城墙，还在长城险要处构筑空心敌台，既能“内卫战卒”又可发炮 射箭 ，大大提高了长城体系的整体防御功能……故宫更是“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作品”，它的建筑形式雄伟、庄严，而且严谨、和谐，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皇家高级建筑群，是东方艺术建筑的结晶。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观点：明长城与北京故宫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杰作。

论述：明长城无论规模、质量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形制结构上更加坚固合理，整体防御功能大大提高;故宫建筑形式雄伟、庄严，而且严谨、和谐，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皇家高级建筑群，是东方建筑艺术的结晶。

结论：明长城与北京故宫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建筑，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和富有创新能力的象征。

③(文学，思想，中医，科技)

观点：丰富而优秀的中华文化遗产泽被后人。

论述：商周时期的甲骨文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根，战国时期修建的都江堰至今仍造福于人民，东汉时期编著的《伤寒杂病论》有着深远的世界影响。此外，还有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自西汉时成为我国传统主流思想以来，对人类的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可见，中华民族曾创造了许多优秀文化，并得到流传，泽被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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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经济高速发展相反，北宋王朝的积贫的局面随着时间的前进而进一步加深。个人认为造成积弱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土地兼并严重。由于在唐中期均田制度遭到破坏，到了北宋建立后，由政府掌握的土地已经很少了。所以北宋政府采取得土地政策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纵容地主兼并土地。官僚、地主、豪绅、僧侣等在北宋期间被称为形势户或官户，属于地主阶级当权派。他们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同时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却想方设法隐田、漏税。到了北宋英宗时期，纳税土地仅占全国总耕地的十分之三。土地兼并造成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大量农民的破产，以致于这些破产者不得不成为依附于地主的佃客。佃客经常收到地主的鞭打，甚至是连女儿的婚姻和本人死后妻子改嫁都要受到地主的干预。使当时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二、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和冗费。冗官：北宋之初，宋太祖、太宗为了分散地方官的权力，将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并把各路官员的权力四分为司法（宪臣）、财政（漕臣）、军事（帅臣）和农事（仓臣）四项。在中央，为了分散相权，以同中枢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同时设立副宰相；设立枢密院时相权与军权分离；设立三司将财权分离。宰相主政，枢密主军，三司主财，使三权分离。这样将地方官权力和宰相权力消弱，但是一个消极的影响就是造成了政府官僚机构的庞大。加之北宋政府又通过科举制、恩荫制和其他途径使地主阶级广泛的参政机会，而官多职少，以致于许多官员长期待职。这样又使原本庞大的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冗兵：为了加强中央的军事实力，北宋政府每年都会大量招兵。太祖期间，禁军、厢军共38.7万人，到了真宗年间激增到了91.2万人。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背上了巨额的财政负担。为了维持庞大的财政开支，北宋政府将负担转移到了人民身上，这就造成了冗费。北宋除了要收最基本的两税（按田亩和资产征税，分夏秋两次缴纳）之外，还有丁口之税、杂变之税、和买绢帛、和籴粮食。赋税之外又有十分沉重的差役和杂徭。三冗问题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农民和士兵的起义不断发生。北宋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派兵所需的军饷和粮饷又摊派到了下层劳动人民身上。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北宋国力愈来愈弱。三、岁币。国力下降导致了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加之北宋实行虚外守内的国防政策，北宋边境屡遭辽、西夏的入侵。北宋统治者一直认为内忧重于外患，所以对辽、西夏的战争中经常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并分别于景德元年、庆历四年与辽、西夏达成和议。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每年需要“赠予”辽、夏大量的岁币。这又大大加重了北宋下层人民的负担。

最近看陕西台《开坛》中有人说两宋时期人民是封建时代中最富裕的，但是国家实力确实最弱的。其实两宋时最富裕的仍然是大官僚和大地主，这些官僚和地主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并想方设法逃脱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徭役。北宋可以说也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即国家财政紧张和下层人民经济负担过重，而中间的官僚和地主却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个人认为北宋积贫积弱的主观原因，在于改革赋税制度不力。从宋代开始，土地兼并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政府所能做的不在于如何抑制兼并，而在于如何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减轻繁重的赋税。如唐朝时的两税法、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及后来明朝的一条鞭法都是以这个目的进行改革的。但是由于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就有严重的土地兼并，加之北宋政府对土地兼的默许。导致保守势力强大，最终影响了王安石变法的实施。可以说自北宋建立实行繁重的赋税制度就已经注定了它积贫积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军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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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

（1）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械化的工厂大工业的飞跃，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工业时代。

（2）在工业时代，适应机器大生产的要求，工厂制度成为普遍的生产组织形式。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1）工业组织形式进入大企业时代（原因、特点）原因：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生产和资本出现集中趋势。同时，产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工业，如电力、石油工业，从一开始就需要巨额资金。

（2）著名代表：美国摩根、洛克菲勒、梅隆、杜邦等八大财团；

日本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

德国通用电气、西门子电气、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煤业

（3）大企业的影响：大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企业日趋国际化，出现了国际联合企业、跨国公司等新的经济组织形式。

工业革命的影响 :

工业革命促进经济的发展

19世纪40年代，在以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部门，工厂生产已占据主导地位。1770—1840年间，英国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约提高了20倍。棉纺厂工人的生产率高于手纺工人266倍。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纺锭总数比法国多三至四倍，比德国多十倍，遥遥领先于世界。生铁产量，1825年已超过法、俄、美、德四国产量的总和。煤产量，1840年相当美、法、德三国产量总和的四倍多。1840年，英国商船吨位居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47％；商品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英国把半数以上的工业品销往国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工业革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农业发展，流动人口增多；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工厂制日益普及；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为人口流动，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流通，提供了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市场不断扩大，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所有这些，推动了城市的发展。1760年，英国5～10万人的城市只有1个，1851年达到13个；1851年，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7个。特别是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迅速，如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1851年，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人口总和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0.2％。初步实现城市化。

工业革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工业革命首先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首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经济发展尤其迅速。19世纪40年代，在以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部门，工厂生产已占据主导地位。1770～1840年间，英国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约提高了20倍。棉纺厂工人的生产率高于手纺工人266倍。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纺锭总数比法国多三至四倍，比德国多十倍，遥遥领先于世界。生铁产量，1825年已超过法、俄、美、德四国产量的总和。煤产量，1840年相当美、法、德三国产量总和的四倍多。1840年，英国商船吨位居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47％；商品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英国把半数以上的工业品销往国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法、德等国也开始工业革命。19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发展明显加快，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

同时，工业革命也促进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的发展。其中，最主要是推动资本主义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学说，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它是天赋权利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在17、18世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已经提出了自由的口号，这时自由的含义都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而确定的。为反对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其他各种特权，它强调天赋人权，这些权利包括私有财产、人身安全、思想言论自由等。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18世纪后半期首先在英国出现了自由主义思潮，它要求政府的决策和经济发展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相适应。因为工业革命发展以后，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他们对政府的种种陈旧的框框束缚感到非常不满，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有力量凭自己的实力在市场上一争高低，过去，政府给某些大公司以特权，并进行保护的政策，大大约束了他们的手脚，他们希望可以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他们要求更多地参与政治。19世纪以后，由于欧洲各国的工业已经有很大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资产阶级对维也纳体系下的专制与反动非常不满，这促使自由主义在欧洲兴起，并成为19世纪欧洲主要的社会思潮。自由主义学说包括社会和经济两方面。自由主义思想家主要有法国的邦雅曼·贡斯当、英国的耶利米·边沁和约翰·穆勒等。1776年，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创立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其后，许多人对斯密的学说加以解释和发展，其中，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成绩最为突出。这些人的学说被统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即自由主义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即他们发现劳动创造了价值，但又坚持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创造的，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秩序”，因此，主张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否定重商主义理论。李嘉图进一步提出，地租、工资和利润是制约经济发展的要素，三者成反比例运动，地租增长会降低利润，影响资本家的积极性，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要增长国家财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地主利益并废除谷物法，工人也要忍受暂时的困难。马尔萨斯则认为人口增长永远快于生产增长是一种“自然规律”。应该用“堕胎”（包括避孕）、“灾难”和“自我抑制”来控制人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经过不懈努力，19世纪中期，各国通过改革或革命，工业资产阶级陆续掌握了政权，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渐得以实施。19世纪40年代末，英国废除了航海条例和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英国自由资本主义进入鼎盛时期。

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

印度是受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典型国家，棉纺织业首当其冲。1818—1836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 200倍。1850年，英国对印度棉纺织品输出，占英国棉纺织品输出总值的65％。殖民当局规定，英国输入印度的货物只收极低税，甚至免税，印度纺织品在本国销售，却要交极高的内地税。在英国棉织品冲击下，驰名世界的印度棉织工业急剧衰败，著名纺织业中心达卡，人口从15万减少到三四万人。大批破产的手工业者挣扎在死亡线上。印度总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殖民者还强迫印度农民种植棉花、黄麻、茶叶等作物，使印度沦为英国的农业附庸。19世纪中期，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可以从4个方面来说：

首先，新能源的大规模应用，如电力，煤炭等，这些新能源的直接促进了重工业的大踏步前进，使大型的工厂能够方便廉价的获得持续有效的动力供应，进而使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成为可能，并为之后的经济垄断奠定了基础。

其次，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长期困扰人类的动力不足的问题。内燃机的发明又促进了发动机的出现，发动机的发明又解决了交通工具的问题，推动了汽车，远洋轮船，飞机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的足迹遍布了全世界，也让各个地区的文化，贸易交流更加便利。

第三，通讯工具的发明。自从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不在局限与面对面的谈话。

最后，化工业的迅猛发展。炸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军工业的进步，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煤炭中提取各种化合物，塑料，人造纤维先后被投入实际生活。

上述的四种发明，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开始通过科学研究来获得纯粹的知识，然后又反过来促进理论的应用

3、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当时，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各种政治势力都在重新思考、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国要不要继续革命？要继续革命，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这些问题都归结到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1927年前后，斯大林曾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有过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论断，指出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军阀、官僚的封建残余“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则断言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中国“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因此，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再次爆发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共产国际和苏联***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托陈取消派公开宣传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反对中共六大的路线。1929年8月5日，陈独秀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经过1925年至1927年革命，“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而“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持续和平发展的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等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出于反革命目的，也极力鼓吹与托派类似的观点。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顾孟余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梅思平则断定中国社会“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否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1930年春，李立三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批驳了托派的观点，论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阐明中国***的主张。4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通过创造社主办的《新思潮》杂志出刊“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等文章，批判托派和“新生命派”的观点。他们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新思潮派”，成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代表。论战的另一方则是以托派严灵峰、任曙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7月，托派创办《动力》杂志。严灵峰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等文。之后，他又出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追击与反攻》等书。1931年1月，任曙出版《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严、任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都一致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对中国***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主张。因为他们以《动力》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动力派”。与此同时，《读书杂志》等刊物也纷纷发表争论文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全面展开。这次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一、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三、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托派认为，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经崩溃，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并支配了全国穷乡僻壤”，资本主义关系已占领导的地位。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他们抹煞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事实，认为帝国主义“也推动了和加紧了农业经济踏进资本主义的领域”。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了回击托派的猖狂反扑，***人和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布尔什维克》、《读书杂志》、《中国经济》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梦云（张闻天）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刘苏华的《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等。他们批驳了托派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谬误，指出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商品经济的社会，决不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阐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关系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他们分析了农村经济的现状，指出封建半封建关系仍占据着农业经济的优势。“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要打破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根据上述分析，他们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的现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因此，“只有在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及肃清中国封建势力以后，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必然联系到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探求。因此，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开展不久，又发生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1年5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从同年8月至1933年4月，相继出版了4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汇集了各种观点的有代表性的论著。这样，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交叉进行，达到高潮。这场论战涉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三、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否存在着共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等和托派李季、杜畏之等，既否认中国历史上有过奴隶制社会，又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时短暂，而且早已瓦解，并且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插入一个“先资本主义社会”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各种伪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了他们歪曲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质，就是假借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词句来鼓吹历史发展的多元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否认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存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以所谓“先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论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目的是反对中国***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批驳了违反中国实际的种种错误观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早肯定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社会存在的是郭沫若。他在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根据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各种古代文献，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西周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封建社会。1934年至1936年间，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他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特征进行了探索，理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认为夏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殷代是奴隶社会，周代为初期封建社会，由秦到鸦片战争前为变种的（亦即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肯定中国社会有过奴隶制存在的还有翦伯赞、邓云特（邓拓）等。尽管他们对历史上某些朝代的社会性质的看法有所不同，分析和论述中国社会史问题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他们都一致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性和真确性，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也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肯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从理论上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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